鲁迅：一个时代的平面设计达人

都知道鲁迅是文学大家，都知道他的《狂人日记》《孔乙己》《呐喊》《徬徨》等等。孰不知，他还是那个时代的平面设计达人。虽然，他在平面设计方面的成就鲜为现代人所知，但在设计史上却不容忽视。

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，请鲁迅设计北大校徽。1917年8月，鲁迅完成校徽设计。校徽图案以篆体“北大”二字构成一个圆形，上下排列，其中“北”字构成背对背的两个侧立的人像，“大”字构成了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，“三人成众”的意象给人以“北大人肩负重任”的想象，具有“脊梁”的象征意义。

北大校徽突出了“以人为本”的办学理念。有人说，大学，因大师而大，更因大学生而大；也有人说，上面是学生，下面是老师，老师甘为人梯，学生站在老师的肩膀上，必将青出于蓝胜于蓝；更有人说，大学之“大”，即学术之大，责任之大，精神之大，尽在其中，体现了“自由独立，兼容并蓄”的精神。

可以说，北大校徽的艺术处理是极具匠心的，以文字构成表现出徽标内涵，造型结构紧凑，明快有力，蕴涵丰富，简洁大气，透出浓厚的书卷气和文人风格，实属难得。后来，北大标志在鲁迅先生设计的校徽图案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发展，确定了特定色值的红色为标准色，并将其命名为“北大红”。

1917年的鲁迅，与陈独秀、胡适等人相比较，完全是两种生活状态，他每天到教育部上班，下班后便躲在绍兴会馆补树书屋抄写古碑。这一年，鲁迅日记中大量记载了购旧拓本、买汉画像、搜集古镜等事。半隐居的鲁迅常常感到孤独和愁闷，他说：“见过辛亥革命，见过二次革命，见过袁世凯称帝、张勋复辟，看来看去，就看得怀疑起来。于是失望，颓唐得很了。”但鲁迅没有因此沉沦，他的心中燃着向往民主、科学的火焰。所以，他在接受蔡元培的委托之后，很快设计出了具有独特意味的北大校徽。

蔡元培和鲁迅是绍兴同乡，他之所以托付鲁迅设计校徽，是因为对鲁迅的美术功底与美学主张充分信任和肯定。鲁迅一生虽然没有专事美术，但自幼喜爱美术，有过很好的美术训练，比如用“明公纸”描摹绣像小说等。鲁迅是现代美术的旗手，他领导的左翼木刻运动即使放到同期西方大背景下也毫不落伍，很多精神和品质在今天都不过时。鲁迅非常重视美术教育，1913年，他在任职教育部佥事期间，发表了《拟播布美术意见书》一文，显示出了对美学源流的深入了解，集中阐述了对美术教育的观点，认为“美术之用”在于“表见文化”“辅翼道德”和“救援经济”，指出“美术诚谛，固在发扬真美，以娱人情”，多方面阐明播布美术的重要性，主张将美术“传诸人间，使与国人耳目接，以发美术之真谛，起国人之美感，更以冀美术家之出世也。”

鲁迅的这些主张与蔡元培的主张不谋而合，可谓心有戚戚焉。蔡元培毕生注重美育，提倡“以美育代替宗教”，曾指派鲁迅讲授《美术略论》，鲁迅乐意使然。正是鲁迅不俗的美术功底以及蔡元培与鲁迅在美育方面的心息相通，使蔡元培毫不犹豫地把设计校徽的重任托付给了他。

1925年12月，鲁迅在《北大学生会周刊》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短文《我观北大》，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北大的态度：“北大是常为新的，改进的运动的先锋，要使中国向着好的，往上的道路走。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，背了许多谣言；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，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，不见得弛懈……北大究竟还是活的，而且还在生长的。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，总有着希望的前途。”这段文字，不正是对北大校徽的文字注解吗？

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，书刊出版市场呈现前所未有的蓬勃气象，文人、作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书刊封面、装帧等环节的设计当中。这时候，鲁迅显现了他独特的审美品位和出色的设计能力。他与美术家、书籍装帧艺术家陶元庆的设计合作，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平面设计尤其是书籍装帧设计的新篇，诸如北大校徽和许多书籍的封面设计，都让人眼前一亮、耳目一新。可以说，鲁迅的许多设计作品都堪称精良妙品，即便是放在今天，仍然不失为抢眼的作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