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女嗓子疼就医被骚扰：掀衣抓胸，直接听诊，为何趁机猥亵频发？

有媒体报道，安徽省蚌埠市一美女因嗓子疼就医被骚扰。据悉，就医过程中，医生非但不避嫌，反而把美女的的衣服直接掀起来“听诊”，手直接触摸到乳房。事发后女患者果断报警，并且上诉后，得到法院的支持，2019年12月30日，一审判决涉事医生有猥亵罪行，同时，驳回涉事医生的反诉讼请求。

就事论事，随着“性别意识”的加强，越来越多的女性，在面对“性侵犯”后，选择不再沉默。并且，很长一段时期，人们对于性侵犯的认知就是“强奸”，也就是存在实质性行为，才算是“性侵犯”。由此，也导致在“性侵犯”的认定中，出现一个较为尴尬的标签“强奸未遂”。

然而，个体边界愈加明确，关乎“性侵犯”的界定，最直接的迹象并不是“是否插入”，而是受害人的意愿是“否定的”。由此，关乎“性侵犯”的核心指标中，“不愿意”才是主要的，而所谓的侵犯行为，只不过是实证的迹象而已。

当然，要知道，“性侵犯”的危害性是有等级的。一般来讲，“性骚扰的程度”要比“猥亵的程度轻”，“猥亵的程度”要比“强奸的程度轻”。总之，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：一种是“边缘性侵犯”（性骚扰和猥亵），一种是“实质性侵犯”（强奸）。而且，从现实的性侵犯案例统计来讲，一般“强奸案件”才能被收入案例库。

这导致，“性骚扰和猥亵”，很容易成为盲区。但是，不见得发生的频率会很低。过去，普遍来讲，“性骚扰和猥亵”被视为品行不端。而只有强奸行为，才能被拿到台面上说。由此，虽然流氓是非多，可只要不发生实质性行为，受害者只能吃哑巴亏。

不过，随着法理秩序的完善，“性骚扰和猥亵”也被纳入惩治的范畴。就如“美女嗓子疼就医被骚扰”的事情，如果放到十年前，二十年前，可能也只能吃哑巴亏。因为，在普遍的道德审视里，会认为医生不会性侵患者，多半的结论，会认为患者讹诈。这种较为固化的道德秩序，着实值得深思和玩味儿。

事实上，我们要知道，医生会不会性侵患者，这跟医生是否具备生理知识并无绝对关系。因为，除去医生的职业标签，每个医生就是实实在在的人。这种时候，如果个人道德不济，医生的职业外衣，更加容易形成一种庇护，让其变得肆无忌惮。

因为，普遍的共识中，医生对人体应该很熟悉。这导致，医生应该对患者不会有非分之想。于此，在男妇科医生的世界里，总是悖论不断。作为个体，到底职业身份是主体，还是性别身份是主体，这确实很难剥离开来。

即便，人们总是大谈职业道德，依然很难回避，医生也是真实的人这种现实。所以，回到最终的界定上，只要不动手，没有实质侵犯行为，心里怎么想，自然是管不着的。因为，内心的世界是私人化的，外人无法干涉。

回到，“美女嗓子疼就医被骚扰”的事情上，算是典型的“趁机猥亵”。“趁机猥亵”，算是性侵犯中较为高频的行为。在可见的图鉴中，男老师猥亵女学生，男上司猥亵女下属，男乘客猥亵女乘客（目前，性侵多是男指向女，女指向男的情况较少）算是较为常见的。总之，就是利用便利的空间，便利的秩序进行猥亵恶行的释放。

坦白讲，医生给患者进行检查，难免有身体接触。但是，该回避的时候，也应该有所回避。就拿“听诊”来讲，如果有必要接触皮肤，也应该作出适当的避讳措施。比如医生戴手套，或者隔着单薄的衣物进行。由此可见，上述事件中，医生的行为肯定是不当的。

无论如何，直接地用手抓胸，进行“听诊”，这都不符合异性行医的操作规范。因为，从根本上讲，如果可接触的行为是可回避的，那么太过越轨的行为，就属于明显的侵犯。所以，法院方面给出支持女患者的判决，也是属于合理范畴的。

不过，就当下的“道德环境”和“性认知环境”来看，被猥亵的女性，多数时候，还是选择沉默了事。因为，没有实质性行为的侵犯，很难进行取证。毕竟，不是所有的空间中，都有监控设备。由此导致，当诉讼无法得到支持的时候，沉默可能是最好的结局。

起码，从受害人的得失层面上看，是这样的一种处境。由此导致，敢于站出来发声的受害女性，多数时候被赋予太多标签，有好的，也有坏的。好的方面，人们会认为她们是猛士，敢于打破道德桎梏的束缚。坏的方面，就是受害者原罪，比如“仙人跳不好惹”，或者“色相碰瓷”。

总之，在女性被长期客体化的认知环境中，一切有悖于男性立场的女性认知，都会被打上凶险的标签。这导致，在性侵犯案件中，终究难以回避道德审判。这种道德审判，而且更加倾向于苛责女性受害者。而非是苛责男性侵犯者。

不得不承认，难破的“自愿高墙”中，有一种可怕的逻辑，就是侵犯者会坚称“我没注意到对方不同意”。就拿，“美女嗓子疼就医被骚扰”的事情来讲，突如其来的“听诊”，大多数人都可能瞬间僵直。因为，按照斯德哥尔摩强奸救助中心的调查显示，70%的强奸受害人在遭受性侵的瞬间，身体会无法动弹，并且，也无法表示拒绝，陷入一种解离状态（紧张性强直静止）。

并且，我们也知道，在性教育相对遮掩的环境中，如果十三岁以下的女孩儿遭遇边缘“性侵犯”时，她们要是不表示拒绝，而且也不反抗，甚至，无他（她）人举证时，是不是就只能吃哑巴亏。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，也是一个相对残酷的问题。

因为，如果很多罪恶得不到惩治，就意味着，十三岁以下受害者“无关意愿”的特殊严判，也只是一座空中楼阁。可惜的是，有太多的“性侵犯”发生在“黑箱”之中，没有监控，没有第三者在场。这种时候，受害人怎么办，只能认命吗？